天坛医院|火炬手王拥军：两次参与奥运保障是作为医生的幸运( 二 ) 门票|成都商报|王禾|鸟巢|北京-四川龙网

天坛医院是疏解促提升的最好例证
新京报：天坛医院自2018年从核心区疏解到花乡地区，这几年发展如何？
王拥军：天坛医院这三年多的发展和变化，可以说是疏解促提升的最好例证。
过去，很多人去老天坛看病，觉得医院的硬件水平和医疗水平完全不匹配，搬家之后，医院的建筑、设备、信息系统、智能化等都迎来改造升级，新院区可以说是硬件一流、现代化一流，服务环境全面提升；到了新院区之后，有了更多的空间，天坛医院的神经专科也得以从医疗为主转向医学创新为主，整个医院从主打神外专业，彻底转型为综合医院，现在的学科设置，能保证西南地区老百姓的医疗需求。
目前天坛医院的社会贡献、医疗效率都是最好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神经系统四个国家中心的牌子，被纳入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医院。从今年开始，天坛医院会启动第三次转型。
新京报：三次转型是指什么？
王拥军：北京天坛医院建院于1956年，到今年已经66年了，这期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发展。第一次是1982年，用26年的时间，从一个区级医院转型为神经外科医院；第二次是2018年，从“大专科小综合”转向“强专科大综合”；今年开始，我们要从过去的医疗中心，转为医学中心。
新京报：从医疗中心到医学中心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王拥军：医学中心的标志就是科技贡献逐渐加大，目标是十年之后，医院的运行、管理模式向精细化转变，科技创新成为主流；按照国家下达的任务，十年间，我们要解决专业上一系列“卡脖子”的技术，包括大型设备、诊断设备、药品、证据依赖等多个方面。
新京报：这和老百姓一般概念中的医院不太一样了。
王拥军：事实上，国际上一流的医院不仅承担医疗的功能，更多地在发挥科研创新引领的作用。毕竟一家医院建得再大，也不能解决全国患者的需求，只有输出更多的标准、技术、人才，才能促进更大范围的医疗同质化。
目前，我们在上述的几个方面都还有待发展。临床上用到的核磁共振、CT，尽管有了国产化的仪器，但都是模仿而非创新；许多药物要依赖进口，新药的研发速度缓慢；给药证据则基于西方人群的数据，而非中国人。
我们在做的事情，包括研发第一代移动式核磁，研发针对脑病的床旁基因检测设备，以数据驱动寻找新靶点、加速新药研发，以及建立全球最大的神经系统循证中心网络等。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患者能在今后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个人简介

王拥军，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神经内科教授，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卒中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Stroke & Vascular Neurology》杂志主编。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脑血管病领域首席专家，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专项非传染性慢病领域首席专家，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复发机制和干预策略，发现了脑血管病复发的关键分子机制，开创了短程双通道双效应脑血管病联合治疗方法（简称CHANCE），改写了全球脑血管病指南，使患者复发风险下降32%；发现了影响CHANCE新方法的药物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创建精准医学的个体化方案，使复发风险再下降20%；他揭示了脑血管病残余复发风险机制，研发了针对新机制新靶点的治疗药物，并实现产业化。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NEJM、JAMA、BMJ、Circulation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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