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用的观念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社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二 )


被剥夺的单纯和慵懒乔西·科恩思考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停下来如此艰难?“强制乐观主义”是他发现的思想特征之一 。如今充斥于广告、心灵鸡汤读物之中的是“活跃”、“责任心”和“积极主动的声音”,即使是领取求职公益津贴的人也要证明自己付出了积极的努力,不管求职者多么沮丧,他都必须让自己适应这套“强颜欢笑、积极进取的繁文缛节” 。而这种文化导致了大众的冷漠,即使感受到了意义与欲望的丧失,也不敢站出来反对对不够积极者的谴责 。
在当下社会中,我们需要不断去选择、站队、参与和取舍,在所谓的“选择的暴政”下,人们被刺激过度以至于神经衰弱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这一点引发了强烈的躁动不安 。在《忧虑》一书中,弗朗西斯·奥戈尔曼已经证明当代的市场经济塑造了选择的精神,社会鼓励人们主动选择,甚至控制自己的长相与脾气(借助整形术和脾气管理课程),后果就是选择者需要自行承担成败,自由的选择孕育着更多的内疚与自我责备——自我批评取代了社会批判 。科恩曾遇到这样的病人,“你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被注入了病人的内心,成为了让她百爪挠心的内在诉求 。
对行动、目标的执着同样塑造了人们的生活,当人们坚持用密集的日程表安排计划自己的行动时,就剥夺了“最单纯的体验,即存在(being)的体验” 。关于存在,他解释道,身心的忙碌加深惯性般的一成不变,未知和以外也就无法闯入,存在即是治疗这种惯性的良药 。作者以奥斯卡·王尔德反对行动派,称狂热的行动只是在巧妙地掩盖自身的空虚,行动是无事可做之人的避难所 。天职观将工作从实用的谋生手段转变为神圣的目的,而人的本质是工作的信念也意味着人们需要为了履行职责,适应不属于自身的节奏,压抑住任何与此无关的、无用的冲动 。

“这意味着要置身于水泄不通的车队里,或是在拥挤不堪的站台上等待晚点的火车,这意味着努力让身心适应键盘、收银机的节奏,这意味着要在紧迫的截止日期内完成任务,压抑任何想要小憩或散步的冲动 。我们之所以不喜欢劳动,是因为劳动让我们以不属于自己的方式过活 。”
乔西·科恩写道,这也确保了一种始终无法专注的文化,静止不动、虚度时光的空间消失,事物的真正“关机”状态不见了,人类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像在打卡,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会引来恐慌 。
行走也成为了不工作与反工作的行为,因为人工作应当为了生产,而行走是没有财富产生的死寂时段 。即便倡导“慢生活”,也是为了人作为推动任务的工具性生物的观念,慢下来,不是为了一路狂飙的生产效率踩刹车,而是为了更健康的身体和清晰的思绪,为了成为更好的职员、父母和爱人——也就是,有用 。
但有效用真的如此重要吗?就像热爱漫步而非劳作赚钱的梭罗早就写下的,成年之后,人好像被派上了特殊而小气的用场,在穷其一生贯彻某种特定的部署,因而不遑四顾,以领会生活和生命的诸种事项 。乔西·科恩最怀念的也是童年时趁着病假在家躺在柔软温暖的沙发上目无目的地浏览电视,电视播放什么内容他并不在意,只是想念“被简化到只剩下身体最基本满足感的生活” 。他认为人们在童年时都曾是懒虫,就像动画片里的史努比和加菲猫一样,只是不情愿地在成长中适应了现实的条条框框,懒人的童话从此消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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