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通过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 。因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干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 。正是这种先天禀赋和后天教养、体气之“本同”和体裁之“末异”的彼此交融、渗透和互补，形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各有偏至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 。我们宏观地从整体上审视，曹丕所倡导的又正是一种高爽刚健的时代风格，并以此来作为规范、引导和评价各个作家个性风格的依据 。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 。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 。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 。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 。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 。正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三、《典论论文》论文学的功用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 。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 。”（《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在他看来，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 。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 。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 。这样从事诗赋创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亦可以“不朽” 。可见，这个“不朽”说，固然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 。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正如李泽厚所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 。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96页）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 。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不朽” 。于是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人们终于找到了、明确了诗赋确实是这样一种可以“不必寓教训”，而却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欢欣、苦恼和追求的艺术载体 。如此一来，尽管“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生命无常，“志士大痛”，感性个体的血肉之躯难免要消逝，然而理性个体的精神信念，却可以包孕于“不朽”的诗赋的深层意蕴之中，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留恋、执着追求的蕴藉之情和愤发之意 。可见，“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者之间，确乎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审美的的历史统一 。《典论·论文》确乎是自己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宣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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