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男猴的命运和婚姻，68年男猴一生有二婚( 二 )

一对农民工夫妻到江边说话
三
针对青年农民中的种种失范问题，我们不能用泛道德化视角去审视和评价。他们正在经历一种新的，被流动、分化、非均衡、城市化、市场化、不确定性裹挟着的巨大婚恋转型。这种婚恋实践并非传统婚恋所能解释，需要新的分析框架。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本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通过婚备竞赛、婚恋技术、婚恋风险、婚恋失败、重返光棍等概念，构建了一个“发展、婚姻市场与婚恋转型”的整体性框架，用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性婚恋困境。
基于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生活中的种种痛苦、焦虑、失范以及非理性，都源于婚恋转型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之一，青年农民工的婚恋生活具有两栖性。恋爱在城，成婚在乡。婚恋关系高度嵌入在城乡关系之中，这种二元属性在当前经济条件下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务工青年的婚恋命运。第二，全国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都处于高度分化之中，地域之间愈发不均衡，进一步诱发农民工群体的婚姻压力和婚姻风险。第三，身处婚恋困局的青年务工者及其家长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和风险，为了避免婚姻失败，纷纷采取更大强度的经济支持和婚姻干涉。这些基于个体家庭理性的婚姻风险应对策略，反而容易诱发群体非理性，不同程度加剧婚恋转型的速率和婚姻失范的强度，风险被进一步放大。总之，当代中国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是在劳动力城乡间周期性流动、农村分化加剧、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家庭发展高度卷入城镇化、家庭发展压力剧增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症候。
本书的深层思考在于：半工半耕生计中，农村青年的婚姻家庭秩序的变迁逻辑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中庭学研究不断涌现出新成果，特别是在农村婚姻家庭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局限于聚焦边缘群体，亦不再满足于新现象、新问题的单一性解释，而是尝试对农村正在发生的多类婚姻家庭现象进行整体性关照和综合性解释。在解释变动的问题复杂性和形成机制方面，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分析、多点调研的类型化思维和区域比较视角的研究优势得以更多发挥。本书正是这种研究路向和旨趣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十分需要这种宏大叙事。
四
另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是：婚恋困境背后，中国农村青年家庭再生产为何还能基本有序，并未发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婚姻家庭危机。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从而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更深层次的保护性机制。大体说来，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
一方面，以父代责任和子代孝顺为内核的家庭，在应对家庭婚姻转型风险中发挥着关键性保护作用。父代不仅通过辛勤劳作为子女成家提供更大化经济支持，还可能极其执着地掌控子女婚姻。那些苦口婆心的唠叨甚至胁迫，有时不是传统包办婚姻的“”，而是子代婚恋迷局中的关键拯救。许多青年男女，也会从孝顺角度来谨慎应对婚恋选择。如果子代发展难以脱离父代支持，那么传统父权在不同程度削弱子女婚恋自主性的同时，也发挥着婚姻风险防范效果，具有一定的底线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城乡结构中蕴诸多保护性因素。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务工群体的关键保障，加之各种扶贫、兜底所构建的保障体系，不仅可以让务工者有乡可返、有家可安，还给那些婚姻失败者以底线保障。农村男青年只要勤劳肯干，较少会因为失婚而破产，农村女青年失婚后也有更多机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不能回避的是，失婚家庭儿童的教育和保障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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