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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草书在书写中的制约较大，因此，历代书家在草书方面所作的建树，除王羲之父子和张旭、怀素诸人外，很少有自辟蹊径，突破前规的，唐宋以来的草书，尽管名家辈出，他们师法传统，“非王即张” 。至於章草的书写，皆法皇象《急就篇》，未闻有独创新意之说，却有画虎类犬之讥 。故我们对於草书的评价，以应著重观察作者运腕、使笔以及气势如何而定高下 。所谓“草即纵心奔放，复腕转蹙，悬管聚锋……起伏连卷，收揽吐纳”，“或体雄而不可抑，或势逸而不可止，纵於狂逸，不违得寸进尺意 。”此处所说的“纵心奔放”和“纵於狂逸，不违得寸进尺意”，对草书来说，极为重要，是我们据以评论它的准则 。也正由於草书与楷书在书写上不尽相同，“真以点画为形质 。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 。”所以草书的书写较难，求工尤难，其症结所在，正在於“使转”这一点上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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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卷草书《干字文》，其所以可贵，在於作者掌握了狂草的基本法则，“使转”不违笔意，基本上达到了“纵心奔放”，所谓“『意先笔後，潇洒流落”的艺术效果 。有人以为这卷草书写得如此精妙，怀疑它不是赵佶自运之作，有可能是临写怀素之本 。他们的根据认为此种草法出自怀素和尚，兼之宣和内府藏有怀素《千字文》有四轴之多，完全有条件从事临摹，我们以为这种怀疑不是毫无根据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形 。可以肯定，赵佶草书出於怀素，不仅平时临摹过怀素的草书《千字文》，而且还临过其它有关的草书帖 。从时代风格上讲，两宋的草书，大都师法张旭、怀素，不但名家黄庭坚、赵佶是如此，就是南宋的大诗人陆游诸人，亦莫不如是 。凡属临写之本，不管其技巧如何精到和高超，一经深入观察，会多少流露出矜持、板滞的运笔痕迹 。再说草书难摹，尤其是狂草更是如此 。此卷草书行笔飞动，全长数丈，一气呵成，几无败笔可寻 。值得提出留意的地方，卷中草书的字裏行间，夹了少数几个行书字，如“伊尹”、“圆”、“用”诸字书法 。已露出薛稷的影响，与怀素的面貌迥然有别，倒是赵佶本人原有的特色 。明末孙承泽在所撰《庚子消夏录》中，著录此卷时，指出“徽宗千文，书法怀素”，这裏用的“书法”两字，意义相当明显，是师法而非临摹，不好理解为“临摹”之意 。这一点，想必不会引起读者对它有甚麽误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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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卷笔翰飞舞的《千字文》，是写在全长达三丈以上的整幅描金云龙笺上的 。一幅长达三丈余的手工麻纸，今天看来，似乎不算是多麽新奇 。可是，在八百年前的北宋时期，已经制造出这样长尺度的精美用纸，不能不使我们为之惊讶 。从纸的质量考察，主要原料以麻的成分为主，表面光滑而无帘纹，吸墨的效果很好 。造纸技术创始於我国西汉，即两千多年前 。文献记载说是东汉蔡伦造纸不足为据 。我国考古学界在陕西省西安近郊灞桥折柳送别的地方，发掘出西汉时期使用过的纸张，说明我国造纸技术历史悠久，并且随著时间的推移，在使用材料的精挑细选，根据使用性质的各种加工，都在不断地改进中 。北宋的造纸术已相当发达，而此卷用纸，固然属於特制一类，据专家推算，可能在江边把船舶排列成行，然後浇上纸浆使之均匀，自然乾燥而成 。由於历代收藏家对它倍加珍惜，得以纸墨保持完整如新，给我们提供北宋造纸技术空前发达的宝贵资料 。元末明初的曹仲明在他所著《格古要论》裏，有以下一段记载：“予尝见宋徽庙御书千文，其首尾长五丈有奇，信乎匹纸三丈也” 。《格古要论》中所说“五丈有奇”，当是“五”为“三”之误，即指此卷而言 。由此可知，就元明之际的人看来，对这幅整张长三丈余的宋纸不能不感到惊奇 。还值得我们珍视的，在这长达三丈有余的描金云龙笺上，那种精工的图案，不是用的雕板印刷而是以能工巧匠就纸面一笔一笔地描绘出来的 。据实物原卷观察，描金图案的能工巧匠，就是宫中不知名画师用尖毫画笔蘸金粉描绘而成 。从整体画面的完整看，不可能分段拼接，而是由一人自始至终一气呵成，如此高头长卷，如此繁缛的云龙图案，所花的精力之巨大，可想而知!云龙图案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每组由四条龙和二十四层云纹组成，每组前後连绵不断，显得特别紧凑，表现出整体划一的效果 。尽管图案精工有余，但毫无板滞之弊，这是北宋图案装饰承唐代之余绪，从而有所发挥的一个特点，在同一时期的《营造法式》和《博古图》的—一些器物中，却是难於看到的，值得我们加以珍视!因此说，不仅赵氏狂草千文具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同时有关的各项工艺，也几乎是空前绝後的希世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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