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红利消失，为何年轻人依旧“趋之若鹜”？( 二 )

像朝楠这样转行的人并不少。从报告可看，跨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已经开始渗透直播行业，服装、房地产、教育以及平面设计等行业，成为转行“意愿度高的几大岗位”，这也使得主播行业的学历水平越来越高。
值得一提的是，这和高校选择将灵活就业写入就业报告中一致。有数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
二、年轻人越来越习惯赚快钱？一面是头部主播一个接一个从“神坛”陨落，而另一面却又是新人的蜂拥而入，尽管随着主播光鲜亮丽的另一面逐渐被揭露，可是想要进入和留在这一行业的年轻人仍趋之若鹜，为什么呢？
没有入行的永远在骚动，入了行的舍不得离开。
玫玫做颜值主播已有一年多，在直播以前，她的工作是办公室文职，一个月差不多4000-5000元，上班朝九晚五，相对清闲，可每月月光，后来接触了直播，彻底从兼职直接转为全职。首先改变的是她的工作时间，相比以前，主播的工作时间虽然不固定，可需要连续在镜头前好几个小时，尤其是需要晚上熬夜，凌晨两三点是常态。
直播带给她最大的变化自然是收入。上班时拿死工资，直播后摸熟了套路，打赏的人也越来越多，平均一天的收入可以在1500-4500不等。但她知道做直播不是长久之计，“打算趁年轻赚一波快钱，等到年龄大一些拿钱去开个店或者投资” 。
比起玫玫，在酷狗音乐做主播才半年左右的小希，收入不算高，第一个月3000，第二月6000，现在勉强能每月一万左右。可是收入极其不稳定，有时候两个小时赚一两万，有时候十多天才几百。她反复在直播和找工作之间徘徊，但内心又排斥上班，“做主播很自由，习惯了这种生活，很难适应正常朝九晚五的工作” 。
小希有一个以前同样是做主播的朋友，她离开平台已经半年多，仍没找到可以定下心来的工作，现在基本坐吃山空。这半年她面试了十多个企业，工资基本不超过5000，想要进大一些的公司，可公司大多都在裁员，想想当主播时，她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
下沉，是不少离开行业的主播的共同选择。从地域分布上看，直播行业的人才招聘和求职多分布在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广州、成都、北京、郑州、杭州分列前五。随着这些城市的就业环境进一步激烈，不做主播的年轻人想要找到一份与主播收入相当的工作，几乎难于登天。
这其实也是所有求职者的困境。赶集直招调研报告显示，整体来看，有20.7%的人春节后改变了工作状态，85后和90后是2022年春节后改变工作状态的主力群体；有19.7%的人选择下沉至二、三、四线城市，提升生活质量成为他们更换城市最重要的理由。
一位年后不打算回到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表示，“一月内面试了不少公司，可是给的待遇与之前工作差很多，这是最不能适应的，希望下个月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
三、也许是阶层跨越的最后一条通道做主播或网红的，没人不幻想成为下一个薇娅或李佳琦，这两个顶级网红的逆袭历程，似乎为所有年轻人实现财务自由和阶层跨越指明了一条更可行的道路。
去年，“2021年中国福布斯富人榜”上，在一众熟悉的企业家面孔中，薇娅显得尤为另类，薇娅夫妇以90亿身家排名第490名，而排在其周围的有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今日资本的徐新/李松等等。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榜单中—2021年商界潜力女性榜，清一色的公司创始人里，只有薇娅的标签是“签约主播” 。
互联网商业的造富神话，让创业者前仆后继，如今创业这条路日渐拥堵和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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