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体 _骚体-四川龙网

相比两汉时期，建安时代的骚体文学有哪些变化？我将分三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其一，骚体文学的概念其二，两汉时期骚体文学的特征其三，建安时期骚体文学的特征只有明确了骚体文学的概念，才能进一步分析其在不同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这些特征的演变过程。所以我们首先从骚体文学的概念入手。骚体文学的概念1，所谓骚体，郭建勋先生《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中曾有定义：骚即楚辞，骚体即楚辞体。郭先生之所以如此定义，是因为“骚”指的就是屈原的《离骚》，而《离骚》被收录于屈原、宋玉等楚人的作品集《楚辞》当中，也是其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后来人们经常用“骚”来概括《楚辞》，形成了文学史上这个公认的定义。2，骚体即楚辞体这个定义虽然看起来很明确、清晰，但实际上还不够完整。它只是确定了一个演变过程而已，使得我们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弄清楚什么是楚辞体，才能真正完整的理解什么是骚体。根据现存的资料，我们一般认为“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太史公所言《楚辞》很明显指的是收录屈原和宋玉等楚国人的作品集。后来，这个名称不断扩大，不仅仅局限于楚国人的作品。如《汉书·地理志》载：楚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澳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枚乘、邹阳、严忌、淮南王刘安、严助、朱买臣等人模拟楚辞的作品也被认定为楚辞。至此，楚辞这种地方性的歌谣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概念被确立和认可。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辩序》也对这个逻辑关系进行了阐述，认同“楚辞”是屈原在继承楚国民谣的基础上创立，他的学生宋玉继续发扬,最后发展到被时代认可。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楚辞体，是以屈原作品为范式的文体形式。骚体即楚辞体,推而论之，其内涵也就是以屈原作品为范式的一种文体。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屈原、宋玉及其模仿者==楚辞体==骚体。3，既然骚体文学是以屈原的作品为范式，那么我们只有进一步对屈原的作品特征进行分析，才能明确骚体的本质属性。以《离骚》、《九歌》等为代表的屈原作品，古往今来，研究的学者数不胜数，作品也多如星辰。《文心雕龙·章句》中第一次对楚辞的特征进行描述：又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总结了《楚辞》“寻兮字成句”的句型特点。这个观点得到现代学者郭建勋先生的认可，他说：“兮字句是骚体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分屈宋以后作品是否骚体的主要标志” 。虽然我们把兮字句作为判定是否骚体的标准异议不太明显，但从现有的资料也可以找到不同的看法。例如，在骚体文学两座高峰之一的宋代，晃补之编辑的《续楚辞》、《变离骚》以及朱熹写的《楚辞后语》收录了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包含兮字句的篇章，可见不同时代的人还是有着不一样的文学观点和主张。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分而论之。两汉时期骚体文学的特征从“楚辞”概念的不断扩展我们可以看出，屈原和宋玉是这个概念不断扩展的源头。然而，如果只有开创者没有继承和发扬的人，任何文体或者学说只能是一种个别的、昙花一现的偶然，不可能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绵绵不绝。两汉紧承屈、宋源头，骚体文学创作激情迸发。出现了骚体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出现了第一本骚体文学集——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收录汉代作品七篇：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它们是汉代骚体文学作品的典范，对它们进行学习之后，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特征：1，创作内容大多跟屈原有关这个时期的骚体文学作品主要以屈原的身世遭遇为题材，抒发对屈原“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情，赞扬追忆屈原“忠贞不悔”气节。其后楚宋玉作《九辩》、《招魂》,汉贾谊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隐士》,东方朔作《七谏》,严忌作《哀时命》,王褒作《九怀》,刘向作《九叹》,皆拟其文而哀平之死于忠——《郡斋读书志》2，辞赋不分我们现在把“辞”（即楚辞体）、骚体与“赋”（即汉代大赋）当然性的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但在当时，汉人大多以辞为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论及贾谊时也说“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离骚》、《吊屈》都是楚辞体作品，司马迁把它们都归之为赋。为什么会这样呢？——明其不得为诗云尔。意思是因为辞和赋一样，是诵读而不是歌唱。这样的分类是把词賦和诗歌区别开来，因为那时候的诗是可以咏唱的。3，哀、怜、伤的情感特征宋玉“阂惜其师”、“哀怜屈原”而写下《九辩》、《招魂》，淮南“悯伤”而作《招隐》——整体来看，汉代骚体作品无不表达着哀怜悲伤的情感，没有丝毫欢快喜悦。这种忧愁感伤的基调在骚体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定调，我们或许可以对骚体文学的源头《离骚》进行解题来探究一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屈原的人生经历决定了骚体从一开始便蕴含着悲剧色彩，其在表达形式上再配以百转千回的骚体句式，特别是句中反复出现的“兮”字,含有强烈的抒情咏叹意味，所以无论是内在还是表象，骚体文学的悲怨哀怜已成为人们的共识。4，严格遵守骚体句式用“寻兮字成句”来定义骚体文学，这个标准肯定不是绝对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一点在两汉的骚体文学当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当然，这种突出也是具有其必要性的。这个时期的骚体文学以其鲜明的文体特色刚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如若没有一丝不苟的模仿，骚体便会失去其文体特色而泯灭于众。建安时期骚体文学的特征建安，汉献帝年号。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虽然短暂却非常重要的时代，不可或缺，不能被遗忘。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蔡文姬为代表的建安才子们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造就了世人仰慕的“建安风骨” 。虽然骚体文学不是建安时期的主流创作方向，但还是有不少佳作流传于世。如王集《登楼赋》、蔡文姬《悲愤诗》、潘岳《秋兴赋》等。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建安时期骚体文学的一些特征。1，骚体与诗体、赋体融合之前说到汉代骚体文学严守句式，后期更是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步步走向极端。完全失去了屈原宋玉时摇曳多姿、百转千回的韵味，不再被人认可。穷则思变，骚体文学也是如此。经过“建安风骨”的浸润，四六句式、五七言诗早己得心应手。于是，骚体与赋体、诗体的融合便水到渠成。这个时期创作了很多诗、骚、赋相杂的作品。如曹植《七启》、秘康《琴赋》、阮籍《大人先生传》、鲍照《芜城赋》等等。2，骚体的题材更加丰富与两汉骚体文学不同，建安乃至后来的骚体作品题材更加丰富。出现了咏物的《柳赋》、《李赋》、《蝉赋》；写景抒怀的《秋兴赋》《山夜忧吟》；自感身世的《悲愤诗》、《胡茄十八拍》———至此，骚体的描写对象已经跟其他文学作品没有区别。题材内容上的极大丰富无疑对扩大骚体文学的影响、增强骚体文学的生命力有着积极意义。综上，我们可以看到，骚体文学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都经历了起源——发展——兴盛——衰微——再度兴盛这么一个波浪线的历程。骚体文学被屈原和宋玉创造出来之后，受到当时以及后来两汉文人的追捧，模仿者层出不穷。作为骚体文学的两大高峰之一的两汉时期，出现了专门论述骚体文学的著作《楚辞章句》。通过对这部著作的学习，并参考其他骚体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两汉时期的骚体文学主要有四个特征：以屈原为主角、词賦不分、以兮为标志独特的句式、悲愤哀怨的情感。建安时期作为骚体文学两大高峰中间的承接阶段，在继承骚体文学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不少变化。具体表现为开始融合其他文体、更多更丰富的表现题材。虽然在建安时期的骚体文学成就不如两汉时期，但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为宋代骚体文学的兴盛打下基础，在骚体文学史上不可或缺。rr关于两汉文学和建安文学，这个问题我在上大学中文系是必须学好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课，如果主课有一个没有考及格，补考又不及格，那就要留级，不像现在的大学生那么轻松愉快。至于“两汉时期与建安时期骚体文学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是非常熟悉的，它们之间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具体情况见下文： 1，两汉时期的骚体文学叫“汉赋”，这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从而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而司马相如作品的是汉赋的顶峰。在这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是汉赋力作，而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其中司马相如就是西汉辞赋家，《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书称他是汉赋的杰出代表。2，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谓“三曹”即指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七子”就是指汉末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均能文善诗，且与曹氏父子关系密切。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大量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使各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诗歌方面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这时开始兴盛，七言诗在这时也奠定了基础，历代文学评论家都把建安时期骚体文学看作文学的黄金时代，一代伟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对建安文学有所点评，具体情况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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