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大道既隐读了此文,给你的启示是什么？原文如下：译文：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 。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 。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 。制定礼仪作为准则，用 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 。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战争也由此产生了 。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由此成为 三代中的杰出人物 。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 。他们彰昌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 。如果有不这样做的，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和反王权的大同思想相反，小康思想则是歌颂王权的，也惟其有歌颂王权的小康思想的掩护，反王权的大同思想才得以存在；作为思想才不致被历代王权所取缔 。儒家的小康思想与大同思想同时出现在《礼记·礼运》编 。文章在以“是谓大同”总结了上文之后笔锋一转，用完全与大同思想相对立的语言开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 。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 。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作为社会制度和社会景象，小康与大同几乎全是对立的 。在这里，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天下为公”的响亮口号改成了“天下为家” 。在天下为家的总原则下，一切社会现象都与大同世界相反 。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为己藏，力为己出，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没有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没有了 。所有这些，来自权力的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 。”大人世及也就是君主世袭 。为了说明这种世袭的合理性，于是产生了为其服务的观念形态，一是礼，一是义 。什么叫礼?什么叫义?《礼运》的作者十分深刻地指出：“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原来礼的本质是全在于为世袭的王权服务的 。有权力的人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尊敬，受到膜拜，就要至高无上，这就是“礼” 。尊重权力既然是礼，与之相适应，保护权力自然就是义了，所以要“城郭沟池以为固” 。而权力之所以要有“礼”来尊重，要有“义”来维护，就是因为它是世袭的，没有民众基础的，受到人们反对的 。礼、义的本质从反面说明了大同世界的公理性，说明了大道之行的正义性，同时也说明了礼、义本身的虚假性 。由于世袭权力的需要产生了礼、义，于是礼、义成了权力世袭社会的纲纪，用以规范一切行为道德 。作者一连举出了七个方面的行为规范：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立田里，贤勇知 。以礼义正君臣关系，以礼义笃父子关系，以礼、义睦兄弟，以礼义和夫妇等等 。除此之外，制度的确定，田里的建立，贤智的鉴别，一切皆以礼、义为标准，以礼义为依据 。礼、义表面上是超脱的、公道的，实际上是依附于权力的，为权力服务的 。权力的世袭产生了礼、义，同时也产生了普遍的私有观念：“以功为己 。”以功为己即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衡量功利的标准和尺度，于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既然“以功为己”，人人都为自己打算，就不能不开动脑子，以资防备，以行进取，因为你不打别人的主意，别人就要打你的主意，于是“谋用是作” 。用者因也，各种损人利己的阴谋因此产生，人人勾心斗角，社会危机四伏 。心斗之余继之以言，言斗之后继之以力，于是“兵由此起”，争斗无宁日 。尽管礼、义是为权力而设的，然而在“天下为家”的社会又必须崇礼倡义，大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便是榜样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懂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禹、汤等六君子治世，以礼为纲，以著义、考信、明过、扬慈、奖让六者为目，而且示民以常久，使之成为风气，如此社会方能在人自为私的情况下大体安定，谓之小康 。康者安也，所以说大体安定 。“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凡不能这样做的，在位者去位，无位者遭殃，天下大乱 。不难看出，《礼运》的作者对小康社会是名褒实贬的 。针砭之一，公开指出小康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丧失了“大道”而以天下为家的社会，自然不是理想的社会 。针砭之二，这个在家天下统治下的小康社会是个人各为己，自私自利，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社会，而这些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和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都是因为“大人世及”引起的 。针砭之三，这样的小康在漫长的三代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才差可达到，实际上在“谋用是作”的环境里是无法达到的 。打开人类历史，见到的尽是“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的可怕事实 。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残，叔侄相害者更有之 。就以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年代为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至于遭殃的民众，就没有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 。所以，《礼运》的作者描述小康，表面上在歌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盛德，实际上是在抵制天下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