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中国现代标准语言普通话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_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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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所以中国文字的变化和沿革也是连续不断的，当代人只要懂得文言文这种古代的书面语言，就能看懂《尚书》这种三千年前的著作，可以欣赏和朗读《诗经》里那些三千年前的诗歌，从而穿越数千年时空，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直至上世纪前期，文言文的读写还是普通的中国读书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能力，所以那时，这种隔着时空的交流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还毫无障碍。

当代中国，虽然已经很少有人能用文言文写作了，但是能阅读的人并不少，然而，当代人可以读懂古代文字，却听不懂古人说话，因为语言的发音，是一直在变化的，明代著名音韵学家陈第在他所著的《毛诗古音考》中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 。

语音的变化往往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在社会变动剧烈时，短时间内，一个地方的口音就会改变，仅最近三四十年来，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长三角吴语区的语言发音就有了显著变化，数千年间语音的变化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普通民众虽然不从事音韵研究，但是通过朗读古代诗词，就能真切感受到这种变化。诗词是讲究押韵的，当代人读距今一千年左右的唐诗宋词，仍觉得朗朗上口，但是读三千年前的诗经，就发现很多地方不押韵了，读起来很不顺口，这就是因为相隔年代久远，语音变化太大了。

推动语音变化的原因，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是主动的，比如像如今因为上学、工作、做生意等引起的人口迁徙，导致不同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有一些交流是被动的，甚至是强迫的，比如历史上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使胡语发音进入了汉语。这种交流曾经遭到抵触和排斥，由此产生的记忆一直流传至今，比如在当代生活中，人们如果觉得其他人的观点很荒谬，就会指责他是胡说八道，或者胡言乱语，这说明在历史上，中原汉族曾经对胡语的进入是抵触和反感的。

但是无论如何，历史潮流浩浩汤汤，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民族融合的结果必然反应在语言和文化上，并最终被全体人民接受。

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才有，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有因民族融合而产生新的语言的事例，比如南非布尔人的语言。当年荷兰人在南非建立殖民地后，欧洲宗教冲突激烈，新教徒受到残酷迫害，同为新教徒的荷兰人在南非建立的新殖民地成了他们的庇护所。于是在法国遭到屠杀的胡格诺派信徒和德国、捷克一些信奉新教的农民纷纷来到开普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融合，放弃了各自的母语，转而共用一种汇集了非洲本地方言以及荷兰、德国、法国方言的新语言。

我国如今的普通话就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普通话是如今中国的官方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是公认的“正声雅言”，能不能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中国现代标准语言。北京在古时称幽州，自唐末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后，先后被契丹、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统治了四百五十多年，直到明朝建立，才被汉家收复。

胡语作为统治民族的语言，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幽州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幽州地区的汉人为了在胡人统治下生存，也必然要学习使用胡语，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人们甚至会以说胡语为荣。

不仅是幽州如此，古代被胡人统治的区域都有这种现象。唐末诗人司徒空在他的《河潢有感》中写到，“一自箫关起战尘，河潢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指的就是当时被吐蕃占据的河潢地区，人民普遍说吐蕃语的现象。司徒空来到河潢地区时，那里被吐蕃占据不过几十年，却已是“汉儿尽作胡儿语”了，更别说被契丹和蒙古占领四百多年的幽州地区。

然而，由于汉族文化先进，人口众多，有着强大的同化力，所以胡人进入汉地后，被迅速汉化，汉语不仅没有在幽州的社会生活中消失，反而被胡人广泛使用。但因胡人占据统治地位，其语言处于强势，必然对汉语造成深入和广泛的影响，因此幽州地方的汉语中也掺入了许多胡语发音，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各个朝代的幽州方言。明朝建立后，幽州重归汉地，后来又成为辐辏汇集的京师所在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云集于此，各种方言纷纷进入北京，但幽州语言并未有根本改变，毕竟历经四百多年形成的语言已被当地人民长期传承使用，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方言。

清朝入主中原后，满人成了统治民族，但汉族人口庞大，经济文化水平远比满族先进。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满人在大力推行“国语骑射”的同时，又不得不学习汉语。可是汉语复杂难学，满人学起来很困难，所以满人讲的汉语并不地道，读音和语法出现了许多错误，这就类似日本侵华时产生的“协和语” 。当时日本为了推行殖民统治，在占领区的日本人也学习汉语，却说得很不规范，其中有大量用词和语法错误，听起来很别扭，比如“你的”、“我的”、“大大的”、“死啦死啦的”、“花姑娘的有”、“咪西咪西”、“心交心交”等等。满人当时所说的汉语就是这种“协和语”式的语言。

由于满人占统治地位，汉人无法去纠正他们的错误，为了生存和发展，汉人的语音也必须方便与满人的联系和沟通，所以汉人主动迎合这种错误，以此获得认同，时间一长，这种原来的“协和语”式语言，就成了北京方言，其中夹杂有大量的满语词汇和发音，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自然就带上了大量“胡音” 。

在古代，也有普通话，为了区别于各地方言，这种普通话当时被称为“雅言” 。孔子有许多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使用不同的方言，为了让弟子都听得懂他授课的内容，所以，孔子是用“雅言”上课的。那么古代中原的“正声雅言”是如何发音的，现在还能知道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因为古代虽然没有汉语拼音，却也有注音法，比如直音、读若、反切等注音方法，就是用一个或两个汉字来给其他汉字注音。东汉开始被广泛使用的反切法，就是用两个汉字给一个字注音，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取后一个字的韵母和声调，比如冬天的“冬”字的发音，就是都宗切，取“都”的声母，取“宗”的韵母和声调。当然这种注音是有局限的，但是通过这些注音还是能在大体上了解古人的读音，但是用反切法，只能读出中古汉语的读音，也就是东汉到隋、唐、宋时期的读音，对先秦时期的上古汉语的读音，是无法直接读出的。

由于中华文明长达数千年，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的语音都有变化，比如，古汉语中的“吾”，在商代读作“嗯日哇”，隋唐时读作“诺哦”，明代读作“窝”，现在读作“我” 。虽然读音差异很大，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其变化的延续性。

然而还有一些字的读音古今差异极大，从读音上已经看不出任何联系了。比如上古时，父亲的“父”这个字的读音类似“爸”，后来这个字演变成了如今的读音，为了给这个字原来的读法注音，人们就造了一个“爸”字来代表其在古语中的读音，而“父”字仍被保留，只是不再读“爸”了。同样的例子还有，在古汉语中“头”的读音类似“KULOU”，后来读音变了，人们又造了骷髅一词来代表“头”的古音。

现代语言学家在中古汉语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诗经》和其他古代音韵文献，以及与古汉语同源的方言和受汉语影响的周边国家语言，倒推出了上古汉语的读音，他们认为上古汉字是多音节的，而且像俄语和法语那样，也是有弹舌音，如果用三千年前的古汉语来读诗经，听起来就像是外语。

比如《蒹葭》中的名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用上古汉语来读，如今就无法听懂了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语言其实一直在不停地变化，古代生活在中原的人，如果穿越过来，听到如今的人讲普通话，会觉得这是不堪入耳的胡音，但我们今天以科学眼光来看，这就是一种正常现象。随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以及民族的融合，同一种语言的发音，也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如今普通话的发音，若干年后也一定会变成其他语音，那时的人们如果听到了今天的普通话，也一定会像现在的我们听到古语一样，感到陌生，虽然明知这是我们祖先的语言，却仍然会觉得违和，但这种现象犹如长辈和后辈之间的代沟，并不会妨碍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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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是中国现代标准语言普通话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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