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红薯的恩恩怨怨 我和红薯的故事


我和红薯的恩恩怨怨 我和红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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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我已正式拿到退休证,却在社旗一高领导的一再挽留下又接下了高一两个实验班的语文教学担子,继续发挥余热 。
那年11月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做全面体检,执检医生从所检测出的各项数据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还在上班的老年教师的健康状况普遍优于青年教师,特别是心脑血管方面 。
几位年轻教师向我讨教养生经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的疑虑:“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红薯多 。”我这样说原本是跟他们开玩笑而已,不料他们听后却羡慕地说:“你们家里太有钱了 。”听了他们的感慨,我真是百感交集,苦辣酸甜咸,齐涌心头:他们哪里知道几十年前我与红薯的恩恩怨怨呢?
我出生于1948年农历10月28日,大约从五岁开始记花答事,这些花花答答、残缺不全的记忆大多与“吃”字有关,但其间对红薯的印象却并不深刻 。换句话说,到那时为止,我和红薯的恩怨还没有真正开始 。
在1958年吃食堂以前,我对吃红薯既没有特别的嗜好,也没有特别的恶感 。那时候红薯似乎还没有成为我家的主食 。只记得我爱吃埋在灶堂里烧熟的红薯,甘面香甜,非常好吃 。
最初可能是因为我妹妹(1953年生)从小缺奶吃,妈妈就经常烧红薯喂她,顺便也分给我一些吃,于是就养成了爱吃烧红薯的习惯 。每顿饭做好,灶堂熄火后,妈妈就会把事先挑好的一个不大不小特别是腰围不太粗的红薯拿来埋在灶堂内,晌里烧熟后扒出来给我们垫饥 。
除了烧红薯干外,我还爱吃蒸红薯时铁锅里的水快要熬干时锅底形成的类似糖稀的叫做红薯胶的糊状物,觉得是天下最甜的食物 。
那时家乡人还不知道晒红薯干,轧红薯面,更不会用红薯面去做饭,蒸馒头 。只记得有一年后院大奶一家人春天从湖北逃荒回来,带回来不少红薯干,在村上用来辗米的石碾上轧红薯面,村上的孩子们都很新鲜,用手抓了那面直接放在嘴里吃,我也觉得甜甜的,比别的面好吃 。哪里知道这红薯面日后会成为我们肠胃的常客并屡屡欺负我的肠胃呢 。
红薯之所以能主宰农民餐桌20多年,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土地肥力差,又没有化肥可用,春季种小麦产量低,每亩只能收100斤左右 。秋季种其他晚秋作物,如玉米大豆绿豆等,,每亩地也无非200余斤,交完公粮余粮,再留下第二年的种子,每人一年的口粮大约平均不到360斤 。
那时的农民长年很少能吃到肉蛋奶等食物,肠子皮薄,饭量大,多数人家填不饱肚子 。而红薯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一般每亩春红薯能收两千到三千斤,二斤七八两红薯就能晒一斤红薯干,每亩地收八百到一千斤薯干是没啥困难的 。
二是国家留给农民的口粮是每人每年三百到三百六十斤(完成的公余粮任务越多,口粮就可以留得越多),如果是小麦杂粮,一斤就是一斤;如果是红薯干,则一斤口粮可以留给你五斤,能够填饱肚子 。所以绝大多数农民为了果腹,长年都以红薯和红薯干为主粮 。
其实,就我个人的胃口而言,红薯并不难吃:春红薯蒸着吃,甘面香甜;晚红薯上过窖,出罢汗,蒸出来浓甜 。比高粱面馒头好吃多了 。但我的胃天然对红薯面敏感、反感:红薯面糊涂,一喝就反酸,不是想吐,而是真吐;红薯面窝头,只能吃六分饱,饱了也反酸;就连后来人们用红薯面做的蒸面条,烙的甜、咸饼子,也不敢放开肚皮去吃 。
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瞧大夫,又掏不起药费,连胃舒平也买不起,曾经化公为私,托化学老师拿学校实验室的氢氧化铝当药吃,吃多了,好些天没有食欲 。去找方圆几十里内最好的方新义医生,他也没办法,说啥时候不吃红薯面,你这病就好了 。那时候,真的不敢奢望这“啥时候”会真的到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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