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谷爱凌背后，美式教育“内卷”？︱播客( 五 ) 教育|爱凌|比赛|NBA|名校|美国-四川龙网

廖元辛：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是很有限的。
我们首先要去考虑美国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对于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来讲，想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是什么。这个教育目标其实是在做一个兜底，比如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出台了一个No Child Left Behind这样的项目。其实它强调的是不要让更多的学生辍学，希望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可以完成高中教育等等，并没有关注让多少的比例的穷人子弟可以去上更好的学校，这个跟中国国内的情况还是有一点区别。
在中国国内的话，有些学校可能会划一个比例，比如说今年我要至少招百分之多少低收入群体家庭的新生，在美国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当然有些地方可能会按种族去划分入学的名额，不过这种政策也是备受争议的。
薛雍乐：如果说他现在要为学生减负的话，我也有点怀疑他的最后的结果会有多大，因为就像前面说的，分数其实对于美国名校来说，就只是一个敲门砖，不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说他减负，其实也不会真正意义上去缓解竞争。
如果从华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华人家长反而会对此有一点警惕。因为对于很多华人学生来说，分数可能是他们在申请过程当中最不需要焦虑，然后也是最容易出彩的一面。如果说考得越来越简单，等于说分数在录取当中就越来越不重要，那可能会有更多成绩相对弱一点、但是有更加独特人生经历的学生，能够进入招生办主观的环节，所以说对华人来说，这可能非但不能缓解竞争，反而会加剧中产的华裔和其他族裔之间的矛盾，然后也会让华人的家庭就更加焦虑，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在里面。
澎湃新闻：我国此前也对针对校外补习机构发布了“双减”规定，至今已近半年，在廖老师看来， “双减”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内卷”问题？
廖元辛：当时（国内的“双减”政策颁布时）有很多讨论，我也从供给和这个需求两方面跟一些行业内人士讨论过这个问题。 “双减”限制教育培训机构，不能在周日上课、工作日上课时间不能晚于九点，然后对教育机构的融资、包括海外上市，做了非常明确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减少了对于课外辅导的供给。
但是从需求端的角度来讲的话，由于高考跟中考的制度不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进行大的调整，需求端不会因为“双减”规定出台而大幅减少。
其实我当时认为，除了中高考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对于课外辅导的需求，可能是被教育公司或者营销号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为我们去看10年前，如果你想去了解“别人家的孩子” ，你得去花20块钱买《哈佛女孩刘亦婷》，才能够有相对深入的一个观察。但是现在在朋友圈和公众号上，你看到哪个孩子又去学了什么、又去哪儿上课，又去哪社会实践……过去几年制造了大量的这方面的焦虑。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种题目叫做“谁才多少岁，已经拿到了什么样的成绩” ，很多社交平台上的文章，都是这样的套路。
在去年八月份时，我跟几个朋友说，如果之后要想对教育方面的内卷做有效的改变，很有可能要去限制这一类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然后在去年9月还是10月时，有政府机构开始限制教育公司在网上打广告等等。其实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去戳破这个教育公司、社交媒体人为制造的焦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感觉这一类政策对于之前比较盲从的家长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有助于他们去放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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