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在体育大年里候场的“创业少年”( 四 ) 产品|体育|创业|大年|吕建锋-四川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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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都范围内可以提供“球生”服务的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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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产业都在想方设法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这个命题在体育产业当中显得更加棘手：除了缺乏人才储备将直接影响到“国家队”在体育大赛里的最终成绩，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娱乐消费场景，和看电影、逛街、喝奶茶没有太大区别，是剧本杀、密室逃脱的“无法得到即时满足”“有参与门槛的”平替。
于是摆在中国体育产业人面前的共同问题，其实是如何放大“体育运动”有趣一面的同时，降低体育运动专业性的一面，让更多消费者有机会“玩”起来。
最近火起来的“飞盘”背后就是这样的逻辑，篮球在这方面也有先天优势，很多数据表明篮球在中国就是“全年龄段”的大众运动项目。
去年12月21日中国篮协发布的《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篮球人口约1.25亿（坚持3年以上、每次1-2小时、每周1-2次是篮球人口参与行为的主要特征），核心篮球人口约为7610万人，作为集体球类第一运动， 74.9%的公众选择篮球作为主要体育技能。
聚焦到成都，结果上也没有明显的差异，根据《2020年成都市居民体育消费调查报告》，成都市民经常性参与前五的运动中，篮球（22.6%）的参与度则仅次于运动门槛最低的跑步（58.9%）。
对场地有硬性要求的篮球，也很适合萌芽“体育新经济” 。
按照《人民论坛》等主流媒体对体育新经济的定义——以体育为核心元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所形成的新型经济活动——篮球运动过程中可以“直观赋能”的地方非常多，例如场地预约系统、比赛计分系统、录像转播设备、数据监测设备、医疗保障设施。
“行业黑话”对此的描述是“互联网时代，体育场景的内涵已经从原有的场地、场所等线下运动生活的标志，逐步拓展为多维立体的‘在地、在场、在线’相融合的新空间” 。
再次聚焦到成都，对应的就是一片市场空白。成都市篮协秘书长乐维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成都需要一批高档次高质量的篮球场馆，此类场馆既能承接国际国内高水平的篮球比赛，又能‘放下身段’满足广大民众健身娱乐的需要。 ”
而据《成都日报》报道，按照成都市篮协的首批统计结果，整个大成都范围内的篮球馆在一百家左右。这个“落后”的现状，就是“球生”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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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在进行设备搭建）
唯一可能让投资人挠头的地方，大概就是“付费球馆”本身。本质上“球生”做的是“增值生意” ， “增值生意”意味着并不直接影响消费场景本身的核心体验，意味着只有成为核心消费者才能洞察到的消费需求。因此如果“球生”仅仅服务于球馆，那么整体经济规模并不会很大。
小碗饭里分几颗米，那就是“做生意” ，不是“创业” ，更无从谈“产业” 。更理想的方式，或许是和赛事经济绑定。
据统计，截止2018年成都已经有了100多支中小学篮球球队，参加篮球运动的青少年人口超过10万人。 2021年，成都篮协注册球员8200余人（持续增长中），经常参与篮球健身的人数达12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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