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寻找最早的北京( 七 )

殷墟博物馆里这位惨遭人殉的15岁女孩，和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里四位男性少年人殉之间，看似距离遥远，时间也相隔了上百年之久，但这些受害者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而两者之间的联结点，就是商周易代的武王革命。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攻进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兵败自焚而亡。商朝覆灭，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后世史家文人认为是以仁义之师征伐不仁暴政的典范。但关于这场革命的一份文献《逸周书·世俘解》却记载了一场大肆屠戮战俘的庆功典礼：
“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前朝纣王的上百名臣子被断手断足，俘获的军官、四十个小氏族的首领和他们的臣子也被杀死，他们的耳朵被割下，和纣王的首级以及被其他俘虏一齐被送往周人的宗庙祭祀。如此残忍的对待战败的殷商臣子和战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与周武王仁义之师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国古代学者对这段记载或是避而不谈，或是斥为伪作。但现代学者认为，这段记载很可能描述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形。而周人这样做的目的，也并非因为他们和被灭亡的商人一样残忍嗜杀，而是出于公正的对等原则，对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还血的同态复仇。
盛有人头的青铜甗，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现藏殷墟博物馆。根据鉴定，这件青铜甗的出土地层属于殷墟四期，也就是商代末期。
周人的国号“周”，与甲骨文中的“用”颇为相似，这一点并非巧合。“用”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含义绝非今日中性的“使用”，而是“杀人祭祀” 。《甲骨文合集》编号454正的一片甲骨就写道：“贞勿佳，今日用羌”——占卜的结果不好，今天就杀羌人来祭祀吧。先秦史学者胡厚宣在统计了甲骨文卜辞中的数据后发现，仅以殷王武丁时代为例，一次“用”人就高达五百名奴隶。而在当时不得不屈服于“大邑商”的“小邦周”的周人，就是被商人用作祭祀的人牲来源之一。《帝王世纪》中记载“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於殷，为纣御，纣烹为羹”并不仅仅是因为纣王生性残忍。而是像那个不幸被商人俘获、燔烝祭献的少女一样，是商人对待异族臣服者的一贯作风。
因此，当周武王在周人的宗庙前，将那些殷商的臣子、俘虏废其手足，割耳祭献时，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刽子手们亲自感受一下那些被他们虐杀的人牲和人殉的痛苦与绝望。这是以血还血的残忍报复，但也是公正。一如对礼乐创造者周公追慕不已的孔子的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杀人祭祀暴虐制度受害者的周人，立朝伊始，便彻底地废除了人殉制度。
“区分周人与商人墓葬的两个最大特点，一是有没有腰坑，二是有没有人殉”，博物馆研究人员李亮解释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有人殉的墓葬，全是投降周人的殷遗民的墓葬。”
殷遗民是武王革命之后，巩固新生政权面临的最大难题。作为战败者的殷遗民虽然表现出臣服之态，但他们的数量确实太过庞大，许多贵族手中仍然握有兵权。纣王之子武庚联合殷商遗民发起的“武庚之乱”，甚至得到武王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的支持，成为西周初期的一场巨大的统治危机。
周人深知，这样一股实力庞大的殷遗民力量的存在，诚为腹心之患。如果强制性命令他们移风易俗，断绝商人沿用数百年的人殉制度，很可能会引起反叛，威胁新政权的统治。因此，周人不得不采取软硬兼施的柔性手段，一面以武力镇压殷遗民的反叛，一面将殷人分而治之，将他们划分给不同的周人封国，与周人同居一城，便于监视管理。同时，默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习俗，包括人殉。但在周人的严厉监视下，他们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动辄数以百计地杀人祭祀殉葬，只能以象征性的人殉来固守自己的殷人的身份。直到逐渐被周人强大的礼乐文明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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