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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国琦教授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成立大会的结束晚宴上，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对通过奥运会实现20世纪国际主义寄予厚望。但他也承认民族主义情感有可能会在新奥运会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告诉与会成员， “在你为体育而辛劳时，毋庸置疑，你是为你的国家而努力！”因此，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动机是“一个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混合体” 。顾拜旦实质上越来越相信，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互相需要” 。这个事实即使在今天仍可以从关于奥运会的个人言论以及在为得胜选手升国旗、奏国歌时运动员和观众所表现的情绪中得到鲜明体现。
对体育和民族主义的热衷并非中国人独有，也不表明他们脱离中国而走向国际化。毕竟，只有一个强国才会在全球政治和世界体育舞台获得平等对待，要和世界其他国家有效地联系起来，中国必须首先对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建立自信。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国家总是鼓励其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以便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例如之前提到过，美国的现代体育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体育赛事也是国与国之间惩罚发动战争一方的工具。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和法国先后主办1920年和1924年的奥运会，但都拒绝邀请德国参加。直到1928年，德国才回归奥运，法国和德国的足球队到1931年才重新对垒。同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都没受邀参加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
体育甚至还被用来报复战场上的失利，阿根廷和英格兰在1982年因马尔维纳斯群岛引发战争后进行的足球赛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英国军队获胜后的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上，阿根廷队打败英格兰队并最后赢得冠军。阿根廷队的球星迭戈·马拉多纳在后来的传记《我是迭戈》中写道：“这不仅是打败了一个足球队，而且是打败了一个国家。当然，我们在赛前都说足球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无关，但我们知道很多阿根廷的小伙子在那儿牺牲了，像小鸟一样被射倒。这是一场复仇，仿佛收复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一小部分。 ”
同样，在冷战期间，对阵双方频频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带到体育场上。战争是在国家主义利益的驱动下打响的，而体育则能反映、强化甚至创造国家主义。正如詹姆士·G.克拉斯（James G. Kellas）断言：“在许多国家，最大众化的民族主义行为是在体育比赛中，在这个场合下，大量群众在支持自己国家的队伍时变得极其情绪化。 ”
格兰特·贾尔维认同这种观点：“在赛场上或者赛道上，那个被想象出来的社会或者国家似乎变得更真实。 ”他看到， “体育经常为灌输民族感情提供一种特别有效的媒介，它提供了一种展示国家本身的象征性行动的形式” 。约翰·霍伯曼（John Hoberman）可能更细致，他说：“体育国家主义不是单独产生的现象，相反，它是对挑战和事件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性反应，无论它们是体育的还是非体育的，这种反应只能在其出现的不同国家民族背景中去理解。 ”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到：“千百万人想象出来的社会似乎在（足球队）11人名单中显得更真实。个人，即使只是一个欢呼的人，变成了他的国家本身的象征。 ”
政治敌对双方的代表选手在体育运动场上挑战对方时，有可能会造成对抗急剧升级。冷战期间，当苏联队打败美国篮球队或者加拿大冰球队时，有些美国评论员反应之激烈，仿佛他们见证了西方文明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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