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徐国琦｜现代体育与民族情感( 三 ) 英国军队|年轻人|徐国琦|的国-四川龙网

即使是加拿大，一个从不以激进的国家主义闻名的国家，也无法抗拒将体育成绩与国家声望联系在一起的诱惑，这从本·约翰逊（Ben Johnson）的事例可见一斑。他来自牙买加，后来加入加拿大国籍，在短跑比赛中战胜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并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创造了世界纪录，这使整个加拿大为之欢腾， “包括向全国广播由总理马尔罗尼（Mulroney）打来的祝贺电话” 。体育社会学家斯蒂文·杰克逊（Steven J.Jackson）观察到， “约翰逊在取得世界冠军这项为加拿大带来国际认可和声誉的成就时，媒体的各种报道对于他使用了一种间接的称谓，这也显露了其种族身份的短暂转移” 。约翰逊成为了“加拿大人” ，而不是“牙买加裔加拿大人” ，更不是“牙买加人” 。他体现了一种“加拿大人”的工作伦理和成就定位，他的事业成功被演绎“成为加拿大骄傲、强健、独立和国家身份的象征性代表” 。当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被检测到促蛋白合成类固醇呈阳性时，加拿大为之感到羞耻。正如杰克逊指出的， “在起初的震惊、不相信、否认和羞耻之后，加拿大国内似乎掀起了一阵嫌弃和反感的浪潮” 。杰克逊说，甚至约翰逊的加拿大人身份也受到质疑。
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过归化运动员比赛，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利用来自其他国家的体育比赛选手来推动日本的国家主义。在这期间，朝鲜已经被日本变成了殖民地，日本人把朝鲜人视为二等公民。然而当朝鲜人孙基祯以日本名“孙龟龄”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在柏林参加马拉松比赛并胜出后，日本人就乐于把他的成就称为日本的国家荣誉。 1988年，国际奥委会正式认定孙基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创纪录的荣誉归属朝鲜而非日本。
当然，国家荣誉和体育之间的紧密关联只有在本土队伍得胜时才会带来好处——实际上，当本国队伍在国际比赛受挫时，政府就需要设法平复民众的情绪。这种警惕姿态最近的例子要数2006年世界杯决赛圈伊朗队因输球而无法进入第二轮赛事，政府立刻把教练和国家足协主席都撤掉，并且就球队所带来的耻辱向民众道歉。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东欧一些地区，体育确实成为催化剂，最终导致了政权的更替。例如在所谓的“红星革命”中，贝尔格莱德的球迷在推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政权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育也对摧毁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独裁政权的巴拉圭革命起到重要作用。
奥林匹克运动虽被设定为个体之间的非政治性比赛而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但它们一再带来政治后果。中国人不但加入了这一将体育比赛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世界潮流，几乎完全从民族主义和政治出发为体育下定义，使之达到一个新高度。正如前所论证的，中国人长期以来把体育与尚武精神相提并论，因此也把体育等同于激进性的民族主义。
本文选自徐国琦所著《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一书，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文章图片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徐国琦/著，崔肇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版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以上关于本文的内容，仅作参考！温馨提示：如遇健康、疾病相关的问题，请您及时就医或请专业人士给予相关指导!

「四川龙网」www.sichuanlong.com小编还为您精选了以下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