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徐国琦|现代体育与民族情感( 二 )


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 , 苏联和匈牙利之间的一场水球比赛后来变成了匈牙利事件的另一个版本 。 匈牙利队打赢了一场残暴的比赛 , 夺取冠军 , 赛后水池被血染了色 。 2001年10月 , 伊朗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1:3败给巴林 , 引发了这个国家在1979年以来最大的骚乱 。 1969年萨尔瓦多对洪都拉斯的比赛中的暴力行为导致了两国间两星期后的一百小时“足球战争” , 造成两千人伤亡 。 同在1969年 , 在苏联用坦克粉碎了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独立运动之后 , 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在斯德哥尔摩打败苏联人 , 这场比赛和这次胜利的意义超越了一场常规的体育比赛 , 正如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所写的:“这样一个晚上 , 被羞辱的人们沉浸在自豪的时刻中 , 复仇可以尝出甜味 。 ”而1966年的世界杯决赛圈 , 尤其是总决赛本身成为了“英国人的集体记忆” 。 这场比赛就像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的处境一样 , 极大地塑造了其民族形象 。 当英格兰和德国对垒时 , 一些英国球迷高喊“两场世界大战 , 一场世界杯决赛” 。
在很多场合下 , 体育将国民团结在一个国家代表选手的后面 , 成为国家主义的诱因 。 爱尔兰裔美国拳击手约翰·希南(John Heenan)和英国冠军拳手托马斯·塞耶斯(Thomas Sayers)在1860年的比赛算得上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 当时美国联邦正处于解体的危险中 。 希南在经过艰苦的42回合之后终于胜出 , 艾利奥特·戈尔恩(Elliott Gorn)评论说 , 这场比赛在这个国家危机四伏 , 接近解体的时候 , 通过“将内部分歧引向外部敌人” , 让拳迷们“明明白白地体验到了爱国热情的冲击” 。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同样将美国人的国家主义和反苏宣传结合起来 。 根据比尔·赛克因的观点 , 洛杉矶奥运会最广受批评的地方 , 是“美国民族主义的过度展示和美国运动员们据说毫无意义的统治级表现……观众们在他们的赛程表中发现了一张官方的‘奥运会加油卡’ , 上面用红、白、蓝三色印着‘USA’ , 并示意他们‘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豪迈地’挥舞卡片 , ‘秀出你的色彩与骄傲’ 。 ……奥运会主办方才不管观众是否正好是美国人 , 或是否打算没完没了地为主队欢呼喝彩” 。
美国对奥运会的这种极力支持并不单纯是一种冷战现象 , 它在美国变成世界唯一政治军事超级大国时仍会如此 。 2006年 , 美国国会为了在2006年冬季奥运会上来一场强势表演 , 迅速通过一个议案 , 允许1998年才到美国生活的加拿大花样滑冰冠军塔妮茨·贝尔宾(Tanith Belbin)立刻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 总统乔治·W.布什在议案一放到他桌上时就立刻签了名 。 贝尔宾和她的同伴本·阿戈斯托(Ben Agosto)后来成为美国花样滑冰冠军 , 并参加了2005年国际花样滑冰赛 , 他们被看作是2006年冬季奥运会奖牌的有力竞争者 , 这是美国运动员从没赢过的比赛项目 。
苏联在这一领域的历史也非常有趣 。 在十月革命之后许多年 , 苏联遵循早前苏维埃领导人的先例 , 认为体育赛事有太浓的资产阶级色彩 , 拒绝参加奥运会之类的国际体育比赛 。 终于 , 苏联政府意识到体育运动对提高政治影响的价值 , 这个国家对体育的态度经历了一次完全的转变 。 他们不仅决定参加所谓的西方体育比赛 , 而且还要不惜一切胜出 。 当时有苏联采访人员写道:“每个新的胜利都是苏维埃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体育体系的胜利 , 它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先于资产阶级国家腐朽文化的优越性提供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明 。 ”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 , 当苏联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之后 , 体育被正式认定为“评估苏维埃政治体系优势的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标准……比赛不仅是体育事件 , 它们还带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含义 , 它们表明苏维埃人民的热切期望” 。 苏联运动员“为祖国、为党”走出去 , 赢奖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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