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产铁观音的安溪 安溪铁观音主产地( 六 )




但从效果来看,十余年来,安溪的反诈呈现屡打不绝的局面 。最初,电诈人员集中在安溪的县域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在楼房或平房内作案 。安溪打击的方式是专项行动,入户走访摸排,并成立公检法的专项打击小组,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查、结案 。一开始,整治很有效果,电诈案件数量会有明显的下降 。但数据显示,一旦专项行动力度降低,电诈活动立即卷土重来,案件数会迅速上升 。


杜双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发现电诈犯罪“低成本、低风险、低门槛、高收益”的局面并未改变,必须要建立更为长效的机制,才有可能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 。多年来,安溪在尝试两件事,一是管住人,二是提升发现能力 。


要管的人分两类,一类是有电诈犯罪前科的人,一类是没有前科的人 。对于前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赵炳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类似性犯罪,从事过电诈的人,再犯的概率很大 。对于这类人,他认为应进行污名化的惩罚,比如在其诚信记录上、在公安部门的重点人员关注名录上,应有特别标注 。


安溪在实践中采取的办法是,刑事处罚结束后,涉诈人员如果在安溪或者泉州务工,每个月都须去辖区派出所报到,一旦无故拒绝报到,会被列为高危人员,采取措施 。如果他们外出打工,则须时常在微信中与家乡派出所民警实时定位、视频聊天,证实自己不再从事电诈犯罪 。


安溪地处闽南,许多人依然随宗族聚居,宗族观念极强,好面子,各村因此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村规民约 。剑斗镇规定,一旦村民被发现涉诈、偷私渡,全村村民都会收到曝光短信,村广播站也会通报 。魁斗镇大岭村则规定,对参与电信诈骗的,要写悔过书在全村张贴 。


对于没有电诈前科的人,有效管理则较有难度,安溪公安对此致力于提升发现能力 。安溪建立了情报管控系统,采集辖区人员特别是重点人员的身份、就业、通信、住房、关系人和活动轨迹等信息,后期又专门建设了县级反诈骗中心,由公安部门、银行机构、通信运营公司合署办公 。几方经过长时间的拉锯、磨合,已经可以为公安部门提供一定范围内的大数据,对县域内发生的电诈犯罪进行预警、资金拦截、涉案号码封停、案件查证打击等一体化工作 。


2017年,安溪被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列为“赴境外诈骗窝点作案人员流出地重点整治地区” 。作为犯罪输出地,安溪派出不少民警,常年在全国各地破案抓人,驻在云南边境的队伍始终有20多人,县公安局全年差旅花费1000多万元 。但该县一位多年从事反诈工作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是云南边境,安溪所取得的打击效果是有限的 。一方面,涉及跨省、跨境的警务合作,尤其是后者,合作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还是案件发现能力存在问题 。


安溪不少乡镇都面临空心村问题,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对于户籍地管理者来说,如何将在外有正当工作的人,和在外从事电诈活动的人区分开来,并不是容易的事 。土办法是靠群众举报,但此举常有疏漏,不可持续 。


安溪更希望的方法是,通过支付机构、通信运营公司等提供的大数据进行研判 。但安溪的反诈中心只能得到本地银行、运营商提供的县域内数据,难以跨省、越级调取县以外的数据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讲师宋晓辉等人著文指出,相关部门有自建的数据库,能为电诈案件提供相应的信息,但不少部门会以涉及用户隐私为由,拒绝将数据批量移交给公安机关 。另一方面,许多诈骗电话是由境外打入的,而且每天长时间、持续性打入,电信运营商对这些异常来电并未尽监管义务,拦截、关停,银行、网络公司等都有相似的问题 。“公安机关与电信、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信息交流不畅、协作机制不顺已经成为办理电诈案件面临的重大阻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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