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会影响后代吗 什么是钉子户政府遇到怎么处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扩张, 征地拆迁的规模和速度空前巨大, 而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矛盾也剧增, 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根据媒体报道和相关统计, 目前的涉农上访事件中, 占比最大的类型是因征地拆迁的上访[1], 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0%以上 。
与拆迁上访户相对应的是拆迁“钉子户”, 从逻辑上说, 钉子户要多于上访户, 上访户大多是钉子户, 但钉子户不一定会去上访, 拆迁户一般选择先做钉子户,对解决方案不满意就容易成为上访户 。而在拆迁“钉子户”中, “牟利型钉子户”不仅是拆迁工作难点中的难点, 而且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从而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农村征地拆迁中“牟利型钉子户”产生机制的研究是对其进行治理的前提, 并且对“牟利型钉子户”的研究有利于我们理解整个征地拆迁以及由此产生的上访问题 。
对于钉子户的产生机制, 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抗争视角的解释, 另一种是利益博弈视角的解释 。在抗争视角的解释中, 钉子户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拆迁补偿过少, 农民利益受损、生活没有保障, 又没有正当、畅通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并在与政府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 是中国政治制度、官僚体制中的“弱者”, 只能以“弱者的武器”或超常规的方式进行抗争, 不得不采用“缠闹政治”来获得更多保障 。
在这个过程中, “钉子户”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即认为做“钉子户”是一种抗争行为, 是现行不合理拆迁补偿制度的必然产物, 因此认为治理钉子户的根本是改变征地制度 。这的确是钉子户产生的一种重要机制, 尤其在早期的拆迁中, 因补偿过低、相关拆迁制度不完善, 很有可能产生这种“抗争型钉子户” 。
在这种视角下,“钉子户”被塑造为具有悲壮气氛的正面形象 。有学者指出, 这种塑造与媒体和公众的推动与打造密切相关 。但这种视角对于现实中很多农户盼拆迁以及希望通过拆迁实现“一夜致富”的现象缺乏解释力, 也无法说明钉子户并未随着拆迁制度的不断完善、拆迁补偿的不断提高而减少以及一些拆迁补偿标准很高的地方也存在钉子户的现象 。
在利益博弈的解释中, 拆迁中的钉子户更多是为追求远多于普通拆迁户的补偿金额的极少数牟利个体, 是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
在这种解释机制中, “钉子户”是精明理性的算计者, 利用“拆迁”这个机会, 通过与政府的讨价还价以及各种策略的博弈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不仅会采取“种房”这种策略来获得利益最大化, 也会采取“闹大”的策略来获得更多利益, 这都是农民理性行动的结果, 而擅长“闹大”的农户基本都是钉子户 。
此种视角下的钉子户则多为“牟利型钉子户” 。两种解释视角其实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拆迁现实, 体现的是在拆迁中政府与拆迁户由于权利空间的分配产生的谈判空间和谈判能力的差异 。随着拆迁的不断规范化、拆迁标准的提高以及在国家政策改进、媒体和舆论的监督等共同作用下, 真正的“抗争型钉子户”越来越少, 而“牟利型钉子户”越来越多 。
“牟利型钉子户”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征地拆迁的难度和经济成本, 而且往往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增加政府治理成本和社会风险 。今天我们试图通过对湖北某地的征地拆迁案例的田野调查, 探讨“牟利型钉子户”的产生机制和治理方法 。
个案位于湖北省西部的X村, 属于城郊村, 拆迁地主要用于工业发展, 其拆迁从2013年开始持续至今 。笔者对个案进行了为期5年的追踪调查, 其间, 国家反腐作为重要事件影响了村庄征地拆迁, 因而提供了一个前后比较的视角, 通过这种视角可更好理解政府层面的政策和策略对钉子户产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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