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天文学与民间吉凶书：中国日历在古代社会为什么是危险品？( 三 )

出自都城长安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2
然而，在敦煌发现的这件版印历日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在当地印刷的。目前已知另有三块历日残片，其中一块残片的年代暂定为 9 世纪晚期，左边写有一列大字“上都东市大刀家大印” 。自 762 年始，“上都”用于指代长安。东市毗邻长安的衙署和富人居住区，从丝绸之路来的商人则集中在西市，西市所在的地区有许多各宗教的活动场所、旅店、饭庄和酒肆。这件历日是在禁止这类文本生产的官员的眼皮底下印制并售卖的，也许还会卖给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奴仆。那么，将出版者的姓名印出来，表明了法律并不会处罚他们。原因不难辨明，那就是利益。936 年，皇帝下令让钦天监编纂和印制历日，并公开发行。这无疑是在试图控制历日的内容，也是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
私人印刷者和买家应该会承担一定风险，但被反复强调的法律条例（953、958、1071、1080、1202 年）和该残片存在的事实都表明风险的影响并不大，很明显印刷者还在继续生产违禁的文本。除了这件已知来自都城长安的残片，敦煌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来源，其有限的证据支持了中国西南地区有印刷业的观点。另一件历日的残片标明了年代为 882 年，且有文字“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 。从敦煌出发，除了东西向的贸易路线，人们还经常取道南北向的路线，最终可到达蜀地，即今天的四川。第三块残片的来源还不清楚，但内容和结构与本章讨论的这件历日类似，年代为 834 年。
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文本是违禁的，尤其是在当时唐朝边疆的敦煌人。从 8 世纪开始，唐朝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断断续续，而且比较微弱。此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需要撤回驻边的军队，由此吐蕃于 786 年占领了该区域。吐蕃一直待到了 848 年，尽管把吐蕃驱逐出去的汉人家族声称忠于唐朝，但他们与都城和朝廷的联系依然时有时无。在 11 世纪中期成为西夏王国的一部分之前，敦煌受到回鹘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购买和使用历日的人，以及历日的制作者把历日看作一种颠覆政权的工具，或者带有相关意图去使用它们。对于大多数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历日只是用来辅助日常生活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提供他们无法从官方或正式宗教权力机构处得到的答案。
尽管历日中大部分内容是文字，但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仅供一小部分完全识字的精英使用的。中国是一个习惯使用文本的社会，文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文盲和半文盲也是这样的。韩森（Valerie Hansen）解释了契约是如何被广泛使用的，即双方会用十字或其他符号来签名。这些人是一个庞大的“功能性识字”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不会写字，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文本，由此“与书写创造的网络产生联系” 。在契约中，书面文字不仅仅用来表示官方权威。用约翰·莫兰德的话来说，文本在“体现权威和对权威的抵抗中被使用，也可以用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意义和建构习惯” 。书面文字也有独立于其字面意思的力量和意义。准文字符号、护身符和咒语，都是具有潜在颠覆性和私人用途的表达。契约等官方文本的使用，将使用者与其上的官方世界联系起来，而护身符等文本的使用则将他们与其下的世界联系起来，即灵魂和鬼神的世界。“书写动作本身”成为一项礼仪活动。
认为科学和迷信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一件误导人的事。在这件历日中即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中国相差无几。士大夫阶层就公开反对迷信，但如薛爱华（Edward Schafer）所言：“对大多数早期中国人而言，甚至对大多数观测天象的权威机构而言，天文学并没有从占星术中分离出来……当然也有人怀疑，但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然相信木星的出现预示着灾异的来临。”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另一卷文献，揭示了中国天文观测的缜密性和占星信仰所涵盖的更加广阔的范围。这卷文献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包括两份文献，末尾还有一幅奇怪的电神草图。第一份文献是根据云气形状所做的占卜，即云气占卜。它以中国人的信仰为基础，认为没有事物是超自然的，一切都是与自然秩序相联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秩序预测大事（同样的理论也存在于星象现象学中）。所预测的事件可能与家庭或政治相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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