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的中国冬天有多冷 六十年前的冬天有多冷( 三 )


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 , 而且土壤结实、植被稀松时更有利于蝗虫繁殖 。因此当旱灾频发之时蝗灾往往也随之而来 。《明史》之中“蝗”字出现多达129处 。据《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统计:明朝先后发生蝗灾共计达967次 , 而整个明朝也不过276年 , 这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 。若是集中到正处于小冰期峰值的明朝末年就频率更高了 。
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期间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野无青草 , 十室九空” 。就在百姓们即将收获的季节里庄稼却被蝗虫一扫而空 。当时的内阁次辅、礼部尚书徐光启就曾说过:“惟旱极而蝗 , 数千里间草木皆尽 , 或牛马毛幡帜皆尽 , 其害尤惨过于水灾” 。在这种形势下粮食价格一涨再涨 , 而且有时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 。
有些地区渐渐开始出现百姓易子而食的惨剧 , 而一些活不下去的百姓开始选择揭竿而起 。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全国就爆发了十三次大规模起义 。这些起义所涉及的人数多达三十余万 。除了揭竿而起之外老百姓剩下的活路可能就只有逃亡了 。俗话说”树挪死 , 人挪活“——既然老百姓找不着吃的 , 那么他们就只有到处逃亡 , 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吃的 。
还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使明朝与蒙古大体上就以如今的长城一线作为持续博弈交锋的战线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明末这一特定时期不提 , 那么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两百余年最大的外患不是女真而是蒙古 。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双方边境就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状态 。现在灾民们既然在自己老家找不到吃的 , 那么自然就有一部分华北地区的灾民涌入到与蒙古交界的地带讨生活 。
这些逃荒的难民在草原上将牧场开垦成农田 , 这就破坏了牧场的生态环境 , 生活在草原的老鼠生存空间受到压缩 , 人与老鼠接触的机率随之大幅增加 。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山西兴县爆发鼠疫 。当时的人不知道细菌学、病毒学 , 他们只是看到有人患病身亡 。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 恐慌的人群为躲避瘟疫开始逃亡 , 而这恰恰导致了瘟疫的进一步扩散 。
难民们面对着瘟疫与饥荒的双重折磨:他们一路走来遇到的几乎全是灾民 , 他们找不到任何吃的 。灾民们在饥饿的折磨下开始饥不择食:他们挖掘老鼠藏在洞中的粮食为食 , 甚至直接捉住老鼠将其当成食物吃掉 。这样做的结果毫无疑问只会使鼠疫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那个年代一则人们对这种病不了解 , 二则当时明王朝本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的李自成起义军和关外的后金虎视眈眈 , 朝廷内部党争持续不断 。
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在面对饥荒和瘟疫时反应相当迟缓 。到了崇祯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 , 此后瘟疫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 。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间当地的地方志记载道“瘟疫 , 人死大半 , 互相杀食” 。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了上万人 。据统计这场鼠疫导致20多万北京人死亡 , 而当时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万人口 。
当时北京城的驻军中也有几乎一半染病身亡 , 而京城驻军的3万匹战马中在扛过瘟疫后还真正具备战斗力的不足一千匹 , 这直接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 , 仅仅一年后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 , 这时等待李自成的北京城已是一座被鼠疫肆虐的“死城” 。感染了鼠疫的人先是在胳膊下面和大腿之间长出一个很硬的大包 , 然后就开始吐血 , 吃什么药都没有用 , 一直到身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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